用 DNA 分析断案并不总是那么可靠，有的时候复杂的不是编码，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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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中，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逐渐成为罪案鉴证领域的领军先锋。他们擅长分析犯罪现场最复杂的证据，进而为警方破案提供帮助。他们研发出两种从 DNA 中识别身份信息的新技术，技术水平甚至超越了 FBI 和其他公立实验室所采用的常规 DNA 分析手法。无论是极小的证据材料还是混合了多个个体遗传物质的样本，他们都能顺利协助警方锁定疑犯和受害者的身份。

声名远播之后，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服务的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纽约警方。全美五十个司法管辖区的有关当局都是他们的客户，其中就包括远在蒙大拿州的博兹曼和德克萨斯州的弗洛里斯维尔。每分析一个 DNA 样本，这两地的警方就要向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支付 1100 美元的费用。

可是现在，科学家对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 DNA 实验室所采用 DNA 分析技术结果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如此一来，人们便开始仔细审视该实验室所研发的两种 DNA 分析技术。

在一次法庭作证过程中，一位该实验室的前任雇员表示自己因为批评一种 DNA 分析技术而遭到解雇，另一位纽约州法医学委员会（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 on Forensic Science）的前成员则作证称自己批准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 DNA 实验室所采用的 DNA 分析技术时犯下了错误。法官首次同意指派一位专家证人认真审核其中一种 DNA 分析技术使用的软件源代码。最近，这位专家证人得出了结论：“高度怀疑这种 DNA 分析技术的准确性。”

今年早些时候，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宣布停用这两种 DNA 分析技术。他们将用一种更新的技术替代以前的分析手法，而这种新技术已经在其他地方得到广泛使用。

大量辩护律师组成联盟，要求纽约州监察官办公室（New York State inspector general’s office，监察部门，设定初衷便是监督管理州内的刑事犯罪鉴定实验室）对数千起刑事案件中所使用过的颇受争议的 DNA 分析技术开展调查。虽然纽约州监察官无权管辖干涉司法系统，但如果他们发现 DNA 分析技术存在缺陷，那将导致大量新诉讼案件的诞生。如果人们能证明存在瑕疵的证据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有关部门也将重新审查之前已经定罪判刑的案件。

法律援助协会（Legal Aid Society）和纽约联邦辩护人组织（Federal Defenders of New York）在周五写给监察官的信中说：“法医办公室存在过失行为，损害了用于司法鉴定的 DNA 检测和分析技术的可信性。”该实验室的检测技术“并不可靠”，为警方提供的是“不健全的统计资料”。他们知道自身存在的问题，但却一直瞒着公众和法庭且不知悔改。“无辜之人可能会蒙受冤屈，而犯下重罪的恶徒却可能逍遥法外。”

很多人因为存在争议的 DNA 分析技术而被定罪。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很多被告得知检察官手上有不利于自己的 DNA 证据后会选择认罪以求轻判。这部分人的案件要想获得重审，难度可谓是非常之大。

法医办公室对自己的技术手段充满信心。DNA 实验室的主管提摩西·库弗施密德（Timothy Kupferschmid）表示，目前已被停用的两项 DNA 分析技术经过大量测试，不存在问题。他们之所以选择更新的 DNA 分析技术，原因在于要与不断变化 FBI 检测标准保持一致。他说这就好像是汽车的升级换代一样。

库弗施密德表示：“我们只是升级到全新的分析技术而已。这就好比说我们的旧皮卡车运转状态良好，但是全新的皮卡车性能更加优越。”

2013 年 12 月发生的塔杰·帕特森被殴打案便是依靠有争议的 DNA 技术才得以结案。当时，黑人学生帕特森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地区遭到一群哈西德派（Hasidic，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译者注）教徒的围攻。检察官认定凶犯是在威廉斯堡地区非常活跃的哈西德派组织 Shomrim 的成员。据悉，威廉斯堡地区正统犹太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

袭击发生六天之后，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房顶上发现了一只帕特森遇袭时所穿的黑色 Air Jordan 球鞋。

警方将这支球鞋送到了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技术人员在鞋后跟一个 3×6 英寸大小的区域采集了样本。经过分析，他们得到了 97.9 微微克的 DNA，而这些 DNA 至少来自两个人。据悉，1 微微克相当于 1 克的一万亿分之一。

样本中的一部分 DNA 属于受害者帕特森。使用自己研发的分析软件进行检测之后，DNA 实验室得出结论：剩余部分的 DNA 属于迈尔·赫斯考维克（Mayer Herskovic）的可能性是剩余部分的 DNA 不属于迈尔·赫斯考维克可能性的 133 倍。迈尔·赫斯考维克是一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年轻父亲，他居住在威廉斯堡，也在这里上班。

赫斯考维克说：“我不认为那是 DNA。样本里的东西应该是混合物。就好像你将牛奶、橙子和水混合在一起，那么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它还是牛奶？它还是橙汁？我不知道答案。”

他补充说道：“DNA 是一个神奇的词。在庭审中，DNA 总是能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对我来说，它可一点也不神奇。”

除了 DNA 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实物证据能证明赫斯考维克与袭击案有任何关联。帕特森在袭击中被打瞎了右眼。无论是他还是现场目击证人，任何人都未能在庭审中指认出赫斯考维克。除此之外，警方也未在监控录像中发现赫斯考维克的身影。赫斯考维克表示自己从未参加过 Shomrim 组织，同时他对帕特森遭受到的袭击感到遗憾。

尽管如此，法官还是认定他犯下团伙袭击罪。今年三月，法官判决赫斯考维克入狱服刑四年。目前，赫斯考维克正在努力上诉。

无罪计划（Innocence Project）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利用 DNA 证据来帮助被错误定罪的犯人洗刷冤屈。三年前，该组织联合创始人巴里·舍克（Barry Scheck）在纽约州法医委员会与同事大吵一架。双方争吵的焦点就是法医办公室 DNA 实验室可能存在的 DNA 分析结果错误。

舍克对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说：“最后的审判日即将到来。终有一天，人们将会回顾这一切。有缺陷的 DNA 分析技术是埃博拉病毒，是能够四处扩散的癌症。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会议的视频资料显示，很多委员会成员对他的观点不以为然。

三十年来，可用于法庭审判的 DNA 证据一直是有关部门在犯罪调查、判案归罪和洗刷嫌疑人冤屈时可以依赖的有利武器。对于法官和陪审团而言，被告的遗传物质与提取自凶器或者犯罪现场的 DNA 样本相匹配一直都是极有说服力的证据。

但并非所有的 DNA 证据都是清晰无误的。有的时候，DNA 证据的证明力十足：来自于单一个体的血液或者精液。如果我们手头上有的仅仅是疑犯留在物体上的几个皮肤细胞，或者样本中混合有多个个体的遗传物质，那 DNA 证据的证明力就有些模糊不清。面对这种情况，实验室习惯于在报告中注明：DNA 证据不具有决定性或者不排除混合样本中含有被告人的 DNA。

近些年，人们发明了多种新型 DNA 分析技术来检测微量样本或者复杂的混合样本。这带动了用于 DNA 分析的检测工具、化学设备和分析软件等领域的蓬勃发展。DNA 的分析过程越来越复杂。全国范围内，很多人对这类技术本身的可靠性和其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都产生了怀疑。

在过去三年中，因为 DNA 分析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和首都华盛顿的很多公立取证实验室都暂时停止了 DNA 检测工作。加州律师比卡·巴罗（Bicka Barlow）拥有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硕士学位。他说：“实验室的分析人员让人们觉得 DNA 的分析过程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过程。但我可以百分百确定的是，很多因为 DNA 证据而被定罪入狱的人其实是清白的。”

纽约首席法医办公室 DNA 实验室研发的两项新技术分别是用于检测 DNA 数量的“高灵敏性测试”（high-sensitivity testing）和法医统计工具（Forensic Statistical Tool，简称 FST）。使用 FST 技术时，分析软件会计算嫌犯遗传物质出现在含有多人 DNA 复杂混合样本中的可能性。据他们自己估算，该实验室在过去十一年里利用高灵敏性测试对 3450 个案件的证据样本进行分析。而在过去六年中，他们先后在 1350 个案件中使用了 FST 技术。部分案件同时使用了这两项 DNA 分析技术，因此有问题的案件总数应该小于 4800 件。

2012 年 2 月，有人报警称东弗里蒙特大街（East Tremont Avenue）附近出现枪声。纽约布朗克斯区第 45 分局的警察随即出动，并在现场发现一个可疑的路人。他做出一个动作，好像是往路边停着的车辆底下扔了一件东西。

这个人是约翰尼·摩根（Johnny Morgan）。他是警局常客，先后被逮捕过 75 次。警察在车底下发现一把 0.4 英寸口径的 Glock 23 手枪。根据 DNA 证据和目击者证词，摩根被控犯有非法持枪罪。但是，实验室分析人员在枪支上找到的 DNA 数量极其少。最开始的时候，DNA 分析实验室表示这样微量 DNA 证据不适合用于分析检测。

但是检察官和警方要求实验室进行高灵敏性测试。随后，实验室得出结论：摩根的 DNA 与枪支上残留的 DNA 相符。摩根因此被定罪。

包括 FBI 的实验室在内，公立取证实验室在评估 DNA 证据时会将样本材料复制 28 次，然后再进行分析。法医科学家特丽莎·卡瑞金（Theresa A. Caragine）是高灵敏性测试的发明者。2006 年，纽约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正式开始使用这种技术。根据高灵敏性测试的要求，分析人员要将极其少量的 DNA 样本再多复制 3 次，使得分析样本的复制总次数达到 31 次。这种技术使得分析人员可以观察更多材料——与标准分析技术相比，高灵敏性测试能提供多出 8 倍的分析材料。但这就好比调大了收音机的音量：额外多复制出的 DNA 材料也放大了来自缺失 DNA 或者受污染 DNA 中的缺陷。

2005 年，纽约州针对高灵敏性测试开展审批。当时担任纽约法医办公室 DNA 实验室主任的梅希蒂尔德·普林茨博士（Dr. Mechthild Prinz）表示，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麻烦，他们决定不对低于 20 微微克（大约是三个细胞中 DNA 的重量）DNA 样本进行复制扩充。她拒绝对本文发表任何评论。

纽约州法医科学委员会的 DNA 附属委员会负责审批该州是采用的全部法医鉴证技术。2009 年，普林茨博士对该委员会表示：“人们要求科学界用数量越来越少的 DNA 来检测分析越来越多的证据。”

她说：“几年前，DNA 检测的对象还只是体液，比如精液、血液和唾液。如今，美国的每个实验室都已经习惯对取自于枪支、其他武器、盗窃工具和收银机的样本进行分析。”

在利用高灵敏性测试对微量 DNA 进行了数年的分析检测之后，纽约法医办公室 DNA 实验室又研发出第二项新技术：能够分析复杂混合样本的软件程序。

阿黛尔·米切尔博士（Dr. Adele A. Mitchell）是一名遗传学家，研究的领域就是数据统计。2008 年，她正式加入纽约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她与卡瑞金博士联手开发出法医统计工具，简称 FST。

FST 能分析混合样本中的 DNA 总量、涉及个体的数量、可能缺失或者受污染的 DNA 信息量以及每一段 DNA 在不同种族中出现的频率。接着 FST 会将被告的 DNA 资料与混合样本进行比对，从而计算出似然率。换句话说，它会用一个百分比数字告诉我们被告人 DNA 出现在混合样本中的可能性有多大。

有时候，FST 计算出来的数字可能是数百万分之一，甚至可能达到数万亿分之一。似然率越大，被告 DNA 出现在混合样本中的可能性越高。卡瑞金博士和米切尔博士在 2012 年作证时表示，大约三分之一的分析结果证明被告人的 DNA 可能不存在于混合样本之中，从而形成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

使用 FST 的案件中，只有一小部分进入到庭审环节。辩护律师表示，大部分被告人看到 FST 计算结果不利于自己时会选择认罪。纽约县辩护律师服务组织（New York County Defender Services）的律师布拉德·莫勒（Brad Maurer）是一名 DNA 专家，他说：“FST 的结果对陪审团有着很强的说服力。如果 FST 得出的似然率很高，被告人将处于不利布置。这项技术真的改变了诉辩交易的过程。”

埃里克·罗森鲍姆（Eric Rosenbaum）是皇后区 DNA 起诉小组（DNA Prosecutions Unit）的负责人，也是该区的助理检察官。他认为 FST 的分析结果“在法庭上能发挥毁灭性的作用，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武器”。

2012 年 12 月，《纽约时报》曾在《她们帮助当局判断嫌犯有罪还是清白》一文中讲述过米切尔博士和卡瑞金博士的故事。这篇文章介绍了她们富有成效的合作成果，但也提到了当时尚未全面爆发的质疑和争议之声。当时法律援助协会正在加紧努力，想要阻止法庭继续使用 FST 分析结果作为证据。

伊莱·夏皮罗博士（Dr. Eli Shapiro）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曾是纽约法医办公室 DNA 实验室的线粒体 DNA 领域的技术主管。他此后在作证时表示，自己之所以提前退休，原因就是面临着要在由 FST 软件生成实验报告上签字的巨大压力。即便是该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 FST 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分析过程。

夏皮罗博士此后在法庭上表示，他发现《纽约时报》文章中描述的 FST 分析过程“非常令人不安”。退休之后，他与实验室的主管和前同事们取得联系，试图告诉他们自己的忧虑。他的证词显示：“实验室主管和前同事们对 FST 技术并不担忧。”

2013 年早些时候，夏皮罗博士开始与法律援助协会合作。当时，该组织刚刚成立一个专门负责 DNA 证据的部门。根据法官的命令，纽约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向法律援助协会提供了验证 FST 有效性研究的最终结果——该实验室对 FST 分析结果准确性的内部测试报告。于是，夏皮罗博士开始帮助法律援助协分析报告中的数据。

法律援助协会律师克林顿·休斯（Clinton Hughes）说：“夏皮罗博士精通技术，能够分析数据。为了缓解压力，他跑去海滩，一边晒太阳，一边继续破解报告数据中隐藏的秘密。”

从 2012 年到 2014 年，布鲁克林的马克·德威尔法官（Judge Mark Dwyer）一直在审理一场听证会。这场听证会的核心是两个案件中的 DNA 证据：枪击后取自于自行车车把的 DNA 材料和取自于性侵案受害者衣服的 DNA 材料。手握夏皮罗博士的证词和其他几个世界上最著名 DNA 专家的证词，法律援助协会希望能说服法官裁定庭审过程不得使用这两个证据。

被告方的专家想要获得 FST 软件所使用的代码，但遭到拒绝。因此，他们也无法详细对代码进行审查和分析。无奈之下，被告方的专家便针对卡瑞金博士和米切尔博士设计和检测 FST 技术的方式展开批评。

FBI 全美 DNA 数据库的建造者布鲁斯·布德沃博士（Dr. Bruce Budowle）在作证时表示，纽约市所使用的 DNA 统计手法是“不合理的”。

他认为 FST 技术的设计基础是一个错误的假定：每个大小相同的 DNA 混合物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出现信息缺失或者受到污染的情况。他还批评说，纽约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在检测 DNA 分析技术时太过依赖“原始”唾液和样本。时间和天气会对证据产生影响。“原始”唾液和样本和取自于真实犯罪现场的证据在受影响的程度上表现存在区别。布德沃博士作证称，该实验室低估了挑战的困难程度。

他说：“混合有五个人 DNA 材料的样本看起来可能像只混合有三个人 DNA 材料的样本。而混合有四个人 DNA 材料的样本看起来也可能像只混合有两个人 DNA 材料的样本。想做到精确具体几乎是不可能的。”

FST 软件的发明者知道，软件在计算样本中 DNA 数量的时候最大可能出现 30% 的误差，而 DNA 数量则是影响 FST 计算结果的关键变量。他们也知道，FST 不能识别同一个混合样本中可能携带有相同 DNA 的多个不同个体（家庭成员尤其可能携带有相同 DNA）。

卡瑞金博士于 2013 年到法庭作证。几周之后的四月，纽约监察官发现她违反操作规程，擅自在两起案件中更改同事的 FST 计算结果。为此，卡瑞金博士不得不从纽约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辞职。她辩解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纠正同事犯下的错误。米切尔博士在 2014 年也离开 DNA 实验室。卡瑞金博士拒绝就本文发表评论，而米切尔博士则没有回应我们多次邀请她发表意见的请求。

1990 年代，拉纳吉特·查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博蒂博士（Dr. Ranajit Chakraborty）帮助 FBI 制定出 DNA 证据领域的各项政策，他也是纽约 DNA 附属委员会的成员。2005 年，他投票批准使用高灵敏性测试。2010 年，他又投票支持 FST 技术的使用。他在听证会时做出的证词也许是具有戏剧性效果的，十分引人瞩目。批准 FST 投入应用之后，他了解到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事情。这些真相一直让他坐立难安。

法律援助协会的律师杰西卡·格特斯维特（Jessica Goldthwaite）向坐在听证席上的查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博蒂博士发问：“如果换做今天，你会如何投票？”

他回答称：“我会投下反对票。”2014 年 11 月，德威尔法官选择支持被告的观点，判决将由高灵敏性测试和 FST 两项技术得出的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他是第一个做出这样判决的纽约州法官，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这样做的纽约州法官。

1994 年，纽约州法医科学委员会正式成立。自那时起，舍克就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就高灵敏性测试和 FST 技术是否应该投入使用进行投票表决时，他都投下反对票。得知导致摩根在布朗克斯区枪击案中被定罪的 DNA 样本只有 14.15 微微克时，他心生疑虑。纽约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曾在 2005 年做出承诺，表示不会对低于 20 微微克的 DNA 证据使用高灵敏性测试。但摩根的案件显然打破了这一承诺。

2014 年 10 月，纽约州法医学委员会召开会议。舍克情绪激昂的表示，委员会应该强制要求法医办公室的 DNA 实验室交出他们手上所有验证高灵敏性测试有效性的研究报告，尤其是验证微量样本有效性的研究报告。他认为 DNA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虽然做出了种种保证，但实际上没有进行必要的有效性验证研究。虽然舍克的提议未能获得委员会批准，但他却找到了一位意想之外的支持者：时任法医办公室毒理学实验室的主管的玛丽娜·斯塔基克博士（Dr. Marina Stajic）。斯塔基克博士此后作证时表示，她之所以选择支持舍克的提议，原因在于自己认为 DNA 实验室应该公开所有数据。

纽约首席法医芭芭拉·辛普森博士（Dr. Barbara Sampson）是斯塔基克博士的顶头上司。会议第二天，她得知了斯塔基克博士在委员会大会上支持舍克提议的消息。她在一封发给同事的邮件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我现在怒火中烧。如果我要做出什么过激之举，记得劝劝我。”

时任 DNA 实验室律师的米米·梅尔斯（Mimi Mairs）在回复邮件中说：“斯塔基克博士是个糟透了的家伙。”

如今，梅尔斯在曼哈顿担任地方检察官。法医办公室的女新闻发言人和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都拒绝就邮件往来中的言辞发表评论。

2015 年 4 月，辛普森博士和库弗施密德博士一同解雇了为毒理学实验室辛苦奉献长达 29 年的斯塔基克博士。法庭文件显示，此后不久库弗施密德博士与一名纽约州法医科学委员会成员取得联系，要想知道是否能将斯塔基克博士从负责监管的委员会中除名。

2016 年 2 月，斯塔基克博士将辛普森博士、库弗施密德博士和纽约市一起告上法庭。起诉的原因是三者侵犯了她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First Amendment rights，即言论自由的权利——译者注）。被告律师主张称，斯塔基克博士不能证明自己被解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而她在委员会的投票也不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目前该案还在审理过程中。

谁也未曾想到，引发最终迫使 DNA 实验室公布 FST 软件源代码案件的竟然是几滴食用油。

凯文·约翰森（Kevin Johnson）与前女友奥克塔薇娅·马丁（Octaviea Martin）共同拥有两个儿子的监护权。有时候，他会去布朗克斯区的前女友家中留宿。2015 年 4 月的一个晚上，他煎牛肉饼时洒出了一些油。为了谁该负责清理洒出的油，约翰森和马丁大吵一架。

马丁的女儿非常不安，于是便拨打 911 报警。她告诉调度员，约翰森正用枪指着自己的妈妈。警察搜查公寓之后，在冰箱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找到两只袜子。一只袜子里藏有一把黑色手枪，另一只袜子里则是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

于是，身背涉及枪支案底的约翰森便被警方逮捕。

DNA 实验室发现，其中一支枪上有两个人的 DNA 残留。FST 分析计算结果显示：样本中包含约翰森 DNA 的可能性是样本中不包含约翰森 DNA 可能性的 156 倍。第二把枪上有三个人的 DNA，FST 计算结果的数值令人难以置信：样本中包含约翰森 DNA 的可能性是样本中不包含约翰森 DNA 可能性的 6600 万倍。

约翰森的律师克里斯托夫·弗洛德（Christopher Flood）和塞尔维·莱文（Sylvie Levine）想要质疑 DNA 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他们要求 DNA 实验室公布 FST 软件的源代码。此前很多律师都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均徒然无功。

纽约政府称 FST 技术是“受专利和版权保护”的统计工具，所有权属于纽约市。基于这个原因，他们拒绝向任何人透露软件的源代码。

2016 年 6 月，联邦法官支持被告接触 FST 源代码的请求，但要求他们不得大范围公开信息。法医办公室拒绝了 ProPublic 组织要求获取公共记录的请求，称这些记录“本质上太过敏感”。

私人取证咨询公司 Ohio 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纳撒尼尔·亚当斯（Nathaniel Adams）帮助被告审查了 FST 的源代码。他发现软件在得出分析计算结果时会忽视非常重要的数据，而使用者却可能无法发现这一问题。这个漏洞会对最终数据（被告 DNA 出现在样本中的可能性）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亚当斯在宣誓书中写道：“我不认为 FST 是由经验丰富的软件研发团队开发而成。”他表示在对 FST 软件进行更为严格的检测之前，“我们有理由严重怀疑 FST 软件结果的准确性”。DNA 实验室认为亚当斯的批评只具有言辞层面的意义，而没有实质内涵。他们对 ProPublica 组织表示，FST 能提供非常可靠的计算分析结果。

法医办公室的女新闻发言人表示，技术顾问编写了 FST 的软件代码。一位在 DNA 实验室负责技术问题的科学家透露，无论是该实验室的员工还是纽约州法医科学委员会 DNA 附属委员会的成员，很少有人具备复查软件代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因为担心职业发展受到影响，这位科学家要求保持匿名。他说：“我们不知道 FST 软件的运行原理，而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它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问题。”他还表示，随着人们对 FST 的质疑之声不断增大，有关部门“绝对应该”重新审查旧案中曾经使用过的各种证据。“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根据程序，法庭要举行关于约翰森案中 DNA 证据是否应该适用于庭审的听证会。然而就在听证会召开前几天，美国检察长办公室（U.S. attorney’s office）宣布撤回对约翰森不利的 DNA 证据。

虽然如此，约翰森还是在五月认罪。今年 8 月 28 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 28 个月。实际上，他被拘押的时间差不多刚好可以抵扣刑期。他的律师拒绝任何媒体对他进行采访。

在约翰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DNA 实验室于 2016 年 9 月给所有客户发去一份备忘录，称他们将在 2017 年 1 月 1 日用新的 DNA 分析技术替换目前所采用的高灵敏性测试和 FST。使用新的化学设备后，他们无需再借助高灵敏性测试额外复制扩充 DNA 样本。该实验室将用 STRmix 取代 FST。STRmix 是一款通过 FBI 审查的商用软件，能够分析复杂的混合 DNA 样本。目前，数十个公立实验室都已经开始使用 STRmix。

库弗施密德博士在备忘录中写道：“法医办公室决心走在新技术的前沿领域，以便更好的为纽约市提供服务。”他还补充称，DNA 实验室会将用于灵敏性测试的最低样本标准提升到 37.5 微微克。这一数字几乎是此前 20 微微克门槛的两倍。

政策的转变尚不足以安慰那些因为废弃 DNA 技术而被定罪入狱的蒙冤之人，比如赫斯考维克。帕特森遭遇团伙袭击之后，两个秘密线人向警方侦探举报了赫斯考维克。接着警方将他逮捕，并采集了 DNA 样本。然而，任何一个线人都未在庭审中出庭指证他。

接受采访时，赫斯考维克坐在威廉斯堡家中的桌子旁边。他与我们探讨 DNA 证据，最初从容平和，但稍后愤怒激昂。他家中的墙上空空如也，只有一面小镜子，一个挂钟和一副孩子们的肖像。在他说话时，孩子们正趴在厨房的地板上往填色书上乱画。他回忆说，警方要求他提供 DNA 样本时，律师曾警告他不要配合。但他还是选择义无反顾的提供了自己的 DNA。

赫斯考维克表示：“我是第一个提供 DNA 样本的人。警察说他们需要我的 DNA。我告诉警方说，‘拿去吧，我是无罪的’”

帕特森球鞋上的 DNA 是导致赫斯考维克定罪入狱的核心证据。帕特森在庭审时表示，脱下自己鞋子的人殴打了自己。警方还逮捕了其他四名嫌疑犯，目击证人和监控录像也指认了其他几个可疑之人。另外还有几个人的车牌号出现在现场监控中。可即便如此，警方也只审讯了赫斯考维克。最终，因为此案定罪入狱的也只有他一人。其他两名疑犯承认自己犯下轻罪，因此得到缓刑。另外两个疑犯则未被起诉。

因为案件还在上诉，因此赫斯考维克还未开始自己的四年刑期。目前他在一家转配暖气、通风和空调设备的公司做小时工，希望借此养活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他的上诉律师唐娜·阿尔德亚（Donna Aldea）打算以 FST 从未在威廉斯堡地区的哈西德派犹太人身上进行测试实验为理由进行抗辩。威廉斯堡地区的哈西德派犹太人很可能有着很多共同的祖先，因此他们身上都携带有大量相同的 DNA。

阿尔德亚表示：“这是一起典型案件，揭示了人们凭空捏造出‘DNA 证据’的全过程。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人们是如何操纵统计数据来捏造用于定罪量刑的虚假‘科学证据’。我们必须曝光这一切。”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识骨寻踪》、upslash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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