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 （社会学家）
10月21日，在一部新上映的纪录片中，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指责特朗普的边境家庭分离政策“残忍”。此项打击非法移民的“零容忍”（Zero Tolerance）政策自2018年5月执行以来，已经致使超过三四千名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而这些孩子当中，60%都是5岁以下幼童。虽然美国移民政策会周期性在放松和收紧之间摇摆，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会在边境把家庭拆散。特朗普政府甚至毫不避讳地解释说，就是要震慑更多非法移民，让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孩子而不再铤而走险。
这项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在此后三年里备受争议和诟病，也是导致共和党中期选举受挫的主要议题，尽管如此，美国宗教右翼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仍没有下滑。就在纪录片上映的同一天，美国各大媒体相继以“545名被迫与父母分离的移民儿童仍与父母失联”为标题，斥责特朗普政府在过去三年的人权恶行。一个名为“边境希望”（Hope Border Initiative）的机构负责人说，“我们知道，让儿童与父母分离是一项蓄谋的策划，把破坏家庭的完整性当成了政治武器肆意使用。”显然这是对口头上声称“倡导生命”（pro-life）的特朗普与共和党的讥讽。
本地主义的牺牲品 一直以来，美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种植和采摘，很大一部分都依赖无证移民和相当比例的特殊农业签证移民。在墨西哥边境、纽约一些城区，无证移民生活区大量存在，连移民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学界，把“无证移民”称作“非法移民”仍是有争议的做法，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移民创建的、依赖移民人才优势的国家，反移民政策总有些“先上车就不让后面人上车”的意味，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存疑。
以往美国政府一直秉持的是人道主义价值观，也是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不过自2001年的9·11危机以后，这种宽泛的移民政策发生了巨大改变，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让反移民情绪越来越浓。每当经济下行，本地主义抬头的时候，反移民的政策都会再次出现。
在22日，特朗普和拜登最后一场选举辩论中，如何对待无证移民也成了两人竞选政策分歧之一，拜登甚至承诺将会在上任后解决美国1100万无证移民的身份问题。因为特朗普的草率应对，新冠疫情已经让20万美国人丧失生命，这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作为政治标语的“倡导生命”的共和党和他们执政期的现实之间距离有多大。
三年之间，根据报道，数千名儿童被关在集中营一样的边境收容站，性侵和死亡的悲剧时常发生，更不用说因强制与父母分离而产生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了。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Mary Trump）就她新书《再多也不够：我的家族如何创造出世界上最危险的男人》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到，正是看到关在笼子里的儿童的那一刻，她决定把特朗普家族的故事写出来，以警示世人。此外，耶鲁大学
至今，除了这545名儿童，其他儿童得以与家人团聚。不过这1500多个家庭能够团聚，也不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履行了要创建一个联系父母的追踪系统的承诺。事实上，这是一些非政府的难民救助机构的功劳。他们曾在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些城市设立广播站，还派骑摩托车的调查员各处搜索、寻找那些儿童的父母，到各个地方法庭查找公开的法庭记录。这些机构也为受害家庭设立电话热线，提供心理辅导。但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伴随着旅行禁令和中美洲各国的封城措施，各种寻找的办法都越来越难，以至于大约四分之一的儿童仍与父母失联。
网飞（Netflix）在2019年制作了一部名为《无证者》（Undocumented）的六集纪录片，以普通人的生活和困境，全面展现了非法移民在美国的处境。这些无证留美的移民家庭来自墨西哥、中美洲、以色列、非洲和老挝。他们有的因家乡战乱、黑社会报复，有的想要更多的致富机会，或偷渡或用旅游签证来到美国。有人一待就是几十年，因为曾经逾期非法居留，就再也没有办法获得合法身份。还有墨西哥移民，与美国军人结婚，但也因黑记录，无法获得身份，在2019年被遣送。有的幼年被父母带来美国，也没有合法身份，因奥巴马时期的DACA（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政策，获得了留在美国的机会，但是却无法获得离境等其他的权利。
移民政策的放松和收紧，一直是美国政治的重要维度。民间倡导要善待移民的运动也如火如荼。以1980年代的“避难所运动”（Sanctuary Movement）为例，当时中美洲战乱不断，很多人成为难民，美国超过500多民间组织宣布成为正式的“避难所”，为中美洲难民提供住处、衣食和法律援助，并且也给予这些难民一些工作技能的培养，从而能帮助他们能自食其力。我们所在的城市，一些朋友也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帮助这些难民融入当地社会。
从特朗普在他的大厦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他就提出“非法移民是罪犯”这一口号，并表示他要在墨西哥边境修一堵墙。自此，这一造墙工程，就成了特朗普的符号，一些人还打着该旗号募集资金，甚至酿成金融诈骗的犯罪丑闻。华人脱口秀明星黄西还为此做了个段子，讽刺特朗普说，“当年中国的秦始皇已经试过了，但是证明没用。”尽管很多学者和记者都撰文并用数据说话，指出移民潮与犯罪率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不能阻止特朗普继续使用妖魔化移民群体的修辞，并把批评他的主流媒体称为 “美国人民的敌人”。
西班牙裔专业记者拉莫斯（Jorge Ramos）深知此类修辞对公共舆论的负面引导，他想要约特朗普作一次电视访谈。在多次被忽略之后，拉莫斯在特朗普一次拉票大会上，公开提问，却被保安赶出会场。然后，可能因为这位记者有口音，特朗普的安保开始公开羞辱这位记者，让他“滚回你的国家去”。拉莫斯只能告诉他们， “我是三十多年的美国公民！” 这些镜头也被记录在一个题为“媒体的失败与特朗普”的影片中。
移民大国何以至此？ 近年来这样的事情可谓触目惊心，但是客观来讲，在特朗普当政之前，美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也是对待外来移民相对友好的国家。全球化的广泛移民也让美国长期以来根本就不存在如同欧洲社会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大量无证难民和来自墨西哥等地的季节性短期移民承担了大量最底层和幸苦的工作，这些是当地劳工普遍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而每年通过职业签证H1B进入美国工作的高技术人才，也为美国高科技产业注入了活力。我们所在的摇摆州，身边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拜登的支持者多出现在城市，而乡村更多飘扬着特朗普的旗帜。当你和不同立场的支持者对话时会发现，乡村的支持者更为保守，更反对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因此更支持特朗普。如果单纯归结为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显然是草率的。就作为华裔的个人经验来说，在特朗普的这些支持者中不乏热情好客的人，有一次我们的汽车导航在乡村失灵，当地人热情无私地给予了帮助，甚至一个面包房主还放下店，开了两公里的车为我们引路；很多人也都经历过在公路上汽车抛锚，当地人热心帮助的场景。因此，简单地归结为种族性的排外本身是不公平的。那么是什么让一个文化“大熔炉”、接纳移民的社会开始走向封闭和排外的呢？
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对移民的排斥，甚至是仇视。我们一些年纪较大的美国朋友无不怀念上个世纪70年代自己的生活：高中毕业就可以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养活一家人，孩子是上大学也只需很少的贷款，不用为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操心，可以随意地出国旅游。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无疑触动了他们，即便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如此不靠谱的承诺。
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以及高科技移民在美国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福音，反而加剧了这个社会的不平等。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书中《人民、权力和利益（People， Power, and Profits）》就指出，美国过去四十年，美国底层90%的人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变化，而占全美人口1%的顶层阶级的平均收入大幅上升；不仅如此，在1980-2019年里，普通劳工的劳动收入所占经济份额从75%下降到60%，在三十年里下降了15个百分点；当排除通货膨胀因素时，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四十年里几乎没有变化，然而美国人均GDP却增长了近一倍以上。换言之，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滴漏效应”惠及到这些人，反而加剧了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再生产。劳工阶层状况的恶化，也进一步影响到家庭的完整性、下一代的子女教育，以及社区的发展。在政党政治中，没选票的移民群体最容易成为被污名化和转嫁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这正是特朗普不停在社交媒体上所运用的技巧，声称是移民窃取了本地人的工作或者技术。
然而，美国移民的构成其多样性在现实中要复杂的多。在无证移民中，大部分人从事了本地人不愿意承担的“脏活”，领取更为低廉的报酬，但是这些人主要还是聚集在大城市和边境城市，并没有研究证明这些人对“铁锈带”的劳工阶层的生活水准有直接的影响。相反，正如我们之前在《美国工厂与工人命运》里指出的，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垄断和资本的流动、机器人和AI技术的不断更替才更为直接地影响到本土的低收入人群。正如安妮·凯斯和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在《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指出的，越是对移民过程不熟悉的人，人们对于移民的反应，哪怕是对数量有限的移民，也可能更为负面。
尽管特朗普说他制定的反移民政策都是针对非法移民的，但到了2020年，美国经济因新冠疫情控制不力而衰退的时候，多项针对合法移民的举措也出台了，包括各种移民绿卡排期、限制国际留学生签证、OPT和制定职业签证H1B的薪资壁垒。据统计，2019-2020年正规移民数量比往年减少了11%。这对特朗普的反移民的支持者无疑是一个鼓舞，然而排斥高技术人才进入美国所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低收入的劳工群体因为受教育程度无法胜任高科技领域的工作；另一方面，事实上，同等能力的本国公民相对外籍技术人员获得的报酬本来就要高，在H1B逐渐变成壁垒时，跨国企业可能会选择更多外包给其他国家的技术人员（特别是软件开发），甚至进一步导致原本移民所带来的附加的就业机会和消费也进一步减少。
特朗普政府对于移民政策朝令夕改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会影响到赴美留学的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也决定了很多本来已经遭受疫情重创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除此之外，对于政策影响之下的具体的家庭而言，无疑是在疫情上雪上加霜，很多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家庭也许就不得不离开，我们曾经在《世界是平的，更是不公平的》的文章中也具体讨论了移民政策对移民劳工的不平等和家庭的影响。
移民政治的历史循环 在任何地方，移民问题都很容易成为社会控制和掩盖矛盾的手段，甚至成为了一种恐惧的“他者”想象。在美国历史上，当社会经济出现大转型时，移民问题伴随着种族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当19世纪西部淘金，伴随着爱尔兰劳工大量涌入时，这群移民被污名化为带着病毒的“猩猩”、“抢夺我们的妻儿”，甚至在招工广告都会专门注明“不招爱尔兰人”。
随着美国殖民主义的扩展，华人也开始作为劳工自愿或强迫地来到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美国社会和种族歧视的替罪羊。底层的白人工人（特别是爱尔兰裔劳工）面临被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华工代替的风险，而这些宗教信仰和经济状况遭受到歧视和丑化的爱尔兰移民，将歧视转嫁给华人移民，如当时加州工人领袖克尼尔（Denis Kearney）这位有名的种族主义者和排华运动的推动者就是爱尔兰裔。在1882年2月28日，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向国会提出议案，指出华人劳工和移民来自“劣等种族”，认为其低薪和不道德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两个月后，国会通过了共和党人佩吉（Horace F. Page ）提出《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并且进入了美国法典。伴随着《排华法案》而来的，是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于华人的丑化。华人被污蔑为“老鼠”，“病毒”，在加州以及怀俄明等州还遭遇到了屠杀和抢劫。
李漪莲在《亚裔美国的创生》（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一书中就指出，为了逃避排华法案的影响，移民普遍谎称自己是属于排外法律豁免的类别，甚至出现了虚假文件生意，“纸生仔”等伪造身份的策略。其中的艰辛也许是我们今日无法理解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华人保持了沉默。1874年归化为美籍的华人王清福创办了《美国华人》的周报，也用英文发表文章反击克尼尔的言论，为华人争取平等的权利。当有人诬陷中国城里餐馆中买的是猫肉和老鼠肉时，王清福悬赏500美金，让人提供证据证明，最终显然无人能够拿到这个悬赏。为让华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被人所恶意中伤，他甚至开始用英文介绍中国的饮食文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华人以高等教育为途径的新移民的增加，也改变了华裔移民的结构。1994年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和1995年的电影《少女小渔》正是那个时期中美文化碰撞所的产物，给中国人清晰却又模糊地呈现了时代中的“美国梦”。而在今天，不同阶层的华人移民到美国时，所认识的美国更加多角度，从而也更加具有社会阶层的张力和分化。
现实和未来 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很少有人会幼稚地相信拜登能够解决在美国没有身份的1100万人的问题，这种帕累托最优的可能性在今日美国的社会结构中注定无法成功。但是，如何在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中赋予这些生活在美国多年的人最为基本的权利，却应该是一个社会迫切要做的。这些人的声音也极少能够被人听到，他们可能是第一代不懂英语的韩裔艰辛地经营着干洗店，第一代的华人在餐馆里打工和开自助餐馆，第一代的拉美裔辛勤地搬运货物或打着临工，第一代的印度裔在加油站开着小店，也可能是阮清越笔下那“仿佛一直倒退着在一片沙漠上行走，随时随地抹去足迹”的越南裔难民……这些人漂泊数年，供自己的儿女受更好的教育融入美国这个社会中，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塑造了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所塑造。
今日，在即将来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不乏曾经的移民，激烈地反对更为开放的移民政策——讽刺的是特朗普自己的太太也是第一代移民。诚然，当我们搭上一列拥挤的火车时，我们不希望有更多的人再蜂拥而至，然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情形则更为复杂，涉及到具体的人、政策、公平分配、社会正义，甚至人类发展等多方面的考虑，他们不应该被政治化为支持和反对的口号。至少我们可以少一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慷慨激昂，少一点抽象的“他者”的恐惧，去倾听，理解他们的痛苦和悲伤，让他们先成为一个个鲜活的人，而不是特朗普口中“最低智商”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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