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起始阶段，肩负着幼儿认知发展的启蒙任务，随着我国对学前教育普及的重视不断加强以及二胎政策的开放，学前教育的市场需求有增无减，但是，学前教育的普及要注意什么问题？儿童的学前教育又要注意什么问题？
本文列举了欧美国家早教体系案例，并通过引用相关学术研究，强调了学前教育对于儿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实施，以幼儿园为代表的学前教育机构在中国日益受到大家的关注，这不仅仅源于区域发展的失衡所引发的资源分配不均，以至于即便是民办幼儿园也变得供不应求，民间资本进入，国家政策的出台，都指向了学前教育。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早教体系，我国在普及学前教育方面与之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丹麦的学前教育让人印象深刻。
201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指出是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到2035年，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在第六项“完善监管体系”中亦提到遏制“过度逐利行为”。
然而目前各地区的学前教育仍面临的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仅关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还涉及如何将职业女性从日常的“带娃”琐碎中解放出来，从而投入到工作之中。
加之我国的“人口膨胀”问题，普及学前教育的过程是仍然任重而道远。
针对于此，世界各国从自身的国情出发，制定了相关政策，减轻普通家庭育儿的经济负担，而针对一些低生育国家的年轻人来说，除了减轻负担，同时也是为了刺激年轻人的生育愿望，例如日本、法国、等国家。
在美国的华盛顿的贫民窟有一所特纳，贫困家庭的孩子可以免费在这里上幼儿园，并获得餐补，这里的孩子显然要比其他公立学校的学生要幸运的多。
2017年，大约有9/10的4岁儿童，3/10的3岁儿童入读这所由国家资助的幼儿园。
上“私立学校”接受良好的学前教育有助于孩子做好上学的准备，并在标准化的考试中取得较好的成绩，但这对于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显得不切实际。
2017年，华盛顿政府在这个项目上人均花费大约17000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各州，而在2017年，美国学前教育平均支出仅5000美元左右。
早期儿童教育与护理渐渐吸引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兴趣。越来越多的是，“重心”从“家庭”转向“教育组织”，专家称之为“Defamilisation”（去家庭化）。在“经合组织“的国家中，三至五岁儿童的平均入学率从2005年的75％上升到2016年的85％，总体水平上升了10%。
其中原因，一方面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家庭收入提高，这不仅提高了国家的GDP，同时也为国家节省了用于支持家庭的资金投入。
例如几年前英国每周提供15小时的免费托儿服务，如果父母都工作则每周提供30小时的免费托儿服务，所有3、4岁孩子的父母都可以申请，无论孩子的家庭背景如何。
但相关的研究机构表示，这可能对女性的影响不大，因为每周30个小时的免费服务，很难让一个女性投入到全职工作中去。据数据显示，英国的儿童保育费用占平均收入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
| 源自经济学人
凯特格林纳威托儿所位于伦敦北部伊斯灵顿的当地政府管理，这里的孩子快乐而充满自信，平时的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午6点，包括节假日，因此它为工作家庭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除了服务三、四岁的孩子之外，还有为六个月到三岁的孩子提供补贴，费用从每周125英镑到300英镑不等，因为费用的多少取决于其父母的收入”。负责人菲奥娜·戈弗雷（Fiona Godfrey）这样讲道。优质的私人幼教服务价格昂贵，而且补贴少。
在法国，到处都有政府补贴的托儿所，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法国政府就开始进入低生育阶段，政府一直鼓励青年家庭多多生育子女。然而现在有许多带着2岁以上孩子的法国妈妈，一直羡慕欧洲其他国家的女性在生完孩子后，可以投入到全职工作中。
就在最近德国为幼儿提供的托儿所数量增加了许多，但相关的政策法规并不健全。在柏林迅速崛起的Prenzlauer Berg区，一个孩子数量严重超额的儿童日托中心Kita的负责人Sabine Bermann解释说，“父母对任何一岁以上的孩子都有抚养义务与权利。在柏林，父母只需要支付孩子的餐费；而其他的一些州的收费标准从适当到高昂，不一而足。但让每个孩子都接受良好的免费学前教育的承诺是不现实的，因为好的日托中心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丹麦和其他北欧人早在3、40年前就对幼儿机构进行了辩论，并决定普及幼儿教育。”奥尔胡斯教授教育学的Charlotte Ringsmose说道。
3至6岁儿童的学前中心和幼儿园的入学率约为98％。丹麦的幼儿保育中心专注于“游戏”，而不是纠结于费用的多少。孩子们在6岁开始上学之前不会学习阅读，但随后会赶上。
丹麦人不会到处寻找托儿所或幼儿园，因为离他们最近的公立幼儿园都十分不错。来自底层家庭的孩子也能免费入园并获得补贴，即使是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会获得不少额外的补贴。
也就是说，在教育公平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一律一视同仁，只要孩子入学就有补助，国家就给钱，这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之下，或许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也许并非巧合，但丹麦普遍的儿童保育条款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而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确保所有的孩子，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都可以尽早地沉浸在国家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中，以塑造他们的生活。
去年，右翼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要求移民生活在指定的贫困社区，他们称之为“贫民窟”，即使是那里的儿童，从1岁开始也要每周至少被儿童看护管理机构免费照看25小时。
神经病学和儿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从出生到5岁，大脑处于最可塑性的时期，是儿童发育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的干预措施可能比后期干预措施更有效。
来自富裕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孩子们在幼儿时间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已经在家里获得了很多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非正式学习。
反观来自一般家庭的，或者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政府设立的早教机构把早教做得好，可以帮助这些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更好地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
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政府对机构护理早期儿童的投资会为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回报。他计算出高质量的5岁以下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在7％到13％之间。
有证据表明，他引用了几项关于贫困家庭儿童的长期研究，这些研究始于几十年前，密歇根州的佩里学前教育项目和北卡罗来纳州的Abecedarian项目，这表明为这些儿童提供额外支持，不仅可以对学业大有帮助，还可以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获得更好的成果：良好的体魄，摆脱贫困，减少犯罪。
作为后续行动，Heckman先生及其同事评估了大量其他美国早期儿童教育计划。
其中包括Head Start，这是一项长期的联邦学前教育计划，旨在让贫困的孩子为上学做好准备，这一点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因为它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
但赫克曼先生的团队估计，参与该计划确实以其他方式帮助了孩子，培养了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重要的社交和情感质素。
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Isabel Sawhill和Quentin Karpilow研究了一个代表性的美国儿童群体，追踪他们从早年到学校及其他地方的进步。
他们也发现，针对性很强的“干预措施”，例如，为父母提供建议和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样大大提高了“弱势儿童”长大后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
早期教育是至关重要的阶段，通过从幼儿期到成年早期的多次干预，可以取得最好的结果。由此带来的后辈生活收入的提高大约是计划成本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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