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 近20年来，统一的4年高中毕业率和其他学业成绩和学校质量指标一起，被用来评估相关学校的有效性并对那些处于选择的学校施加影响。然而，舒格曼经过数据分析发现，依靠4年高中毕业率来实现联邦绩效问责可能会给英语学习者（EL）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学校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学生往往需要更多时间来提高英语水平并完成获得高中文凭所需的全套课程。虽然“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等联邦问责法规通过要求衡量学生的教育进步来帮助缩小英语学习者的机会差距，但是一个通用的问责制度没有考虑到用超过4年时间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的成功，实际上也就是惩罚了那些成功为这些学生服务的学校。
舒格曼在网络讨论会上表示，联邦“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SSA）要求各州提交学校问责计划。该问责包括从9年级开始计算的4年内该学校学生毕业的比率。各州可以用延长时间的方法来补充他们对4年毕业率的计算，但全美已经有16个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选择不这样做。而且根据估算，这些州的学校服务的英语学习者占全国英语学习者总数的60%。英语学习者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在第五年或第六年毕业，可是他们完成高中教育的成绩却被排除在“毕业率”计算之外。而且由于学校问责制中毕业率的利害关系很大、可能对影响教育者的声誉和就业等等， 所以使用4年毕业率可能会导致高中管理人员采用手段试图将希望注册读高中的近期移民拒之门外，比如施行不正当的奖励措施。
舒格曼表示，根据媒体报道记录，近年来，年龄较大的移民和难民青少年常常被传统的高中拒绝，而是被告知应当参加成人教育课程或替代教育课程。其实，大多数州的法律都允许没有高中文凭的年轻人在20或21岁之前入读免费的公立学校。
这份报告还考察了对4年毕业率的强调如何影响学校设计英语学习者教学计划的方式。联邦问责制可以通过对高中毕业生的狭隘定义 ——以不超过4年的时间完成学业—— 提供标准文凭 ，从而可能将更多英语学习者归类为“毕业失败”。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会促使学校将这些学生推向不适当的教育机构。舒格曼说，由于担心被贴上“需要改进的学校”标签并带来其他后果，相关学校可能根本就不为这些英语学习者服务。拉姆博格在讨论会上提供了加州高中的相关数据——在加州，公立高中可以把4年毕业率、5年毕业率、6年毕业率都计入学校问责计划。数据显示，5年毕业率和6年毕业率普遍高于4年毕业率，其中英语学习者也占有较大比例。两位教育专家都建议，考虑到英语学习者（新移民、难民为主）的教育需求，联邦学校问责制中不应当以统一的4年毕业率作为毕业率指标，而是要将更多年限的毕业率计入问责范围，以更灵活的方式进行学校绩效问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