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甲午战败后的李鸿章被铺天盖地的唾沫淹没，在清廷权力中枢里自然也“靠边站”，被老佛爷打发去了俄国，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道贺，顺带访问欧洲和北美等七个国家。对封闭守旧千余年的天国上朝而言，这种高规格的外交访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李鸿章带着两个儿子和大批幕僚，一行45人从上海租界出发，乘法国邮轮赴俄。船过吴淞口和陆家嘴时，停泊在沿岸的国外军舰纷纷鸣炮致敬，声势震天，俄德法英美更是各派一名外交官贴身陪同，代表团沿途经过的香港、西贡、苏伊士等殖民地，也都盛情接待，给足面子。
李二先生虽在国内被千夫所指，但在西方眼里却是“最受欢迎的中国人”，个中原因，无非列强想借中堂大人的奏折，完成各自殖民和商业的小算盘。
6月1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完日后令他后悔不已的《中俄密约》后，便乘火车前往柏林。李鸿章是德国军火的大买家，自然受到德国朝野的高度重视，不仅在皇宫里享受了威廉二世的国宴款待，还专程去汉堡跟退休赋闲的俾斯麦谈笑风生，让李中堂颇有东西政坛巨头聚首的幻觉。
除了参加各类宴请外，李鸿章此行的重头戏是全面考察德国军事工业。6月28日，他应克虏伯集团主人Friedrich Alfred Krupp的邀请，对克虔伯集团产业连续考察了4天，辗转多家兵工厂，目睹了举世闻名的克虏伯大炮从熔铸、轧钢、切削，到冲压、锻造、装配的全部制作过程。
为了加深印象，德国人甚至在克虏伯的梅彭射击场（Kruppscher Schießplazt in Meppen），专门为李鸿章制定了一个射击表演项目表，拉出加农炮、榴弹炮、快装炮和速射炮，狂轰80发炮弹，尤其是最新研制的28厘米口径火炮，单枚炮弹重达700斤，将年迈的李中堂震得头皮发麻。
火炮是克虏伯公司的拳头产品，在普法战争最关键的色当战役里，500门克虏伯钢制后膛火炮像“镰刀收割麦子”一样，将拿破仑三世的军队轰成碎渣。李鸿章从创办淮军开始，就对克虏伯大炮青睐有加，从1871年1895年，中国一共购买了1942门克虏伯重炮，耗资上千万两白银。
在购买克虏伯大炮之初，李鸿章就组织国内仿造，不仅安排翻译了大量技术资料，还在江南制造局进行模仿尝试，但克虏伯公司产品迭代很快，火炮结构、材料、口径、射程、精度等每年都有进步，国内从钢材到火药全面落后，甚至直到李鸿章去世，大清也没仿制成功一台克虏伯大炮。
在工业领域，看得见的差距已然惊人，在科技领域，看不见的差距更是悬隔霄壤。
为了表达殷勤，德国人安排李鸿章接受伦琴刚发明7个月的x光检测，他左颧骨内的子弹（在马关被刺客开枪所射）在胶片上“纤毫毕现”，李鸿章感到新奇，称其为“朗德根之术”（伦琴的姓氏），但x射线在现代医学和物理学上的划时代意义，对李鸿章和大清国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物。
李鸿章访问德国的1896年，正是物理学突飞猛进的年代，X射线于1895年被发现、放射线于1896年被发现、电子于1897年被发现，三大物理学成就代表了现代物理的诞生。当大清国还在为造出一枚合格的炮弹而抓耳挠腮之时，西方科学的研究已经由宏观时代进入到了微观时代。
离开德国前，李鸿章在克虏伯庄园揭幕了德国人为其制作的全身铜像。该像头戴花翎，身披黄马褂，连同基座一起高达10米。尽管揭幕仪式隆重非凡，但李鸿章还是婉拒了将铜像运往中国的提议，他自己心里知道，这座辉煌雄伟的铜像，不过是德国人赚了几千万两银子后附送的赠品而已。
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被甲午战争尽数抹去，李鸿章在汉堡问了俾斯麦这样一个问题：用什么的方式，才能让中国跟德国一样强？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想追赶上西方已经领先一两百年的工业和科技，到底缺什么东西？四处办厂但功效甚微的晚清洋务派没有答案，直到100多年后，屡败屡战的中国人才把科创需要的五颗宝石给厘清楚，它们分别是：工业政府、筹资系统、市场体系、人才梯队和保障制度。
这五颗宝石，分别代表了中国在工业和科技领域的五次冲锋，这是一条艰难的通关打怪之路，在没有集齐五颗宝石之前，科创的响指再怎么打，也不会响。
作为一个农业国，晚清洋务派首先缺乏的，就是一个能够统筹协调所有工业部门的中央政府。
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是，即使拿到了所有的设计图纸，让晚清工人仿制一门合格的钢制后膛克虏伯火炮，仍然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整个生产过程，需要十几个工业部门的配合：材料需要采矿工业、制造需要冶金工业、能源需要煤炭工业、炮弹需要化学工业、加工需要机床工业……
以冶金工业为例，重型武器的制造必须有钢铁厂做配套，早在1877年，军事专家丁日昌就向李鸿章谏言：“盖外国一切制造皆从铁务生根，工匠不能炼钢，军事断无起色。”但现实情况却是：无论是早期的碳素钢，还是后期的合金钢，大清国都炼不出来，工业用钢几乎全部需要进口。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冶炼工业的落后就严重影响火炮质量，铸炮时炉温低，铁水杂质多，生产出来的炮管内含大量气孔，使用时极易炸裂。1835年，关天培为改善虎门防御新制大炮40门，在试用时有10门直接炸膛，炮手被当场炸死，以至于打起仗来，兵勇需要军官拿刀逼着，才肯装药放炮。
1860年以来，中国的工业用钢基本都要进口。直到1886年，洋务派才开始筹备中国第一家钢铁冶炼企业贵州青溪厂，耗资27.6万两白银，技术工艺全部购自英国，设备从上海运到青溪，居然花了整整两年半，结果炼出来的钢铁质量完全不达标，销路受阻，资金耗尽，最后以破产变卖告终。
除了技术落后，晚清交通基础设施也无法支撑大工业。1870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记载了山西潞州的土铁运输：一只运输队由108个挑夫和102头骡子组成，一头骡子驼200斤，一个挑夫挑75斤，一次能运17.25吨，每300公里的运费跟货值一样高，跟跨海而来的洋铁相比，毫无性价比。
清政府没有自主权的海关体系，对进口钢铁基本形同虚设。1843年，每百斤生铁关税银1钱，熟铁1.5钱，钢4钱，1858年税率进一步降低，每百斤生铁关税银0.75钱，熟铁1.25钱，钢2.5钱[4]。这样低税率，既无法保护羸弱的中国本土钢铁产业，也无法为洋务运动积累足够的工业发展资金。
即使洋务派倾全力打造的江南制造局，在炼钢上也折戟沉沙。江南局于1891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新式炼钢企业，但技术严重落后。每次炼钢，熔炉需要加热两个星期才能达到指定温度，生铁出炉后，还要花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冷却，车间工人一边拿着工资，一边打牌赌博消磨时间。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钢铁进口逐年飙升，1867年进口钢铁价值26万海关两白银，1879年进口突破100万两，1888年突破200万两，1891年突破300万两。而在洋铁的冲击下，1838 年全国在采铁矿厂数为112家，1851年为90家，1862年为28家，到了1875 年时就只剩下1家了。
工业和科技，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工业基础，现代科技便是无本之末。
1878年，江南制造总局的徐寿在翻译物理学家John Tyndall的著作《声学》时，写了一篇《考证律吕说》质疑其理论，经好友翻译投稿，成为第一个在《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但这种成果对没有工业基础和科研体系的国家来说毫无意义，徐寿的研究也没能得到往下传承。
从勘探、选矿、冶炼这些硬环节，再到交通、关税、研发这些软环节，洋务派缺乏一个有工业意识的中央政府。
清政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政府，对工业商业极尽排斥，如雍正所言：“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列强入侵也没能唤醒工业意识，到1880年，当全球生铁产量接近2000 万吨时，中国还没有一家炼铁厂，当全球铁路已经达到22.8万英里时，中国还没有一寸铁路。
而同样曾作为落后的农业国，美国在1791年就通过了汉密尔顿提交的《制造业报告》，确立了工业发展三原则：一是对美国工业进行补贴；二是用关税来保护本国企业；三是鼓励引进人才和技术。在战胜杰斐逊为代表的农业党之后，美国工业党便沿着既定路线狂飙，直至工业产值世界第一。
1993年，前苏联航母“瓦良格号”停工，黑海造船厂厂长马卡洛夫在回答“完工需要什么”时，这样讲道：“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只有伟大的强国才能建造它，但这个强国已不复存在了。”
马卡洛夫核心观点却很正确：一个强大的工业政府（未必以计划经济为基础），是工业和科技的强大保障，尤其是对于落后的追赶型国家来说。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第一次工业化尝试，先后投入了5000多万两白银，但基本靠几个洋务大员在各省独自筹划，缺乏统一规划，虽然跟日本同时起步，但成果却相差万里。在这之后，工业政府的理念开始在中国萌芽，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政府，工业发展基本上都由中央统一筹划。
工业政府是科技创新的第一颗宝石，但近代以来，有这种理念的国家不在少数，但能建成工业能力的国家却寥寥无几，多数的原因也很直接：缺钱。
1911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拥有现代意识的政府；二是中国钢铁进口创下历史记录，达到史无前例的1574万两白银。
民国政府虽能力有限，但却具备工业意识，知道这种工业逆差带来的危害。1912年11月1日，民国政府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工商会议。这是近代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持的产业会议，除了官方和学界的代表外，实业界的头面人物如荣德生、朱葆三、聂云台、朱志尧等也前来参会。
在会上，著名实业家张謇（时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首次提出要重点发展纺织和钢铁工业，之后便迅速开始顶层设计。1913年12月，农商部成立，专设矿政局，管理采矿和冶炼工业，同时成立地质研究调查所；1914年，《矿业条例》颁布；1915年，全国范围内的地质普查开始大规模推进。
有了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一份大工业的蓝图跃然纸上。1914年，张謇建议北洋政府在直隶龙门县筹设国家第一铁厂，在江苏秣陵关设国家第二铁厂。两地均有新勘探的铁矿，储量丰富，交通便利，等这两厂成功后，再向全国复制。但可惜的是，想法虽然美好，但首要的难题便是没钱。
北洋时代，国家财政主要靠借债度日，“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维持之道，全恃外债。”以1913年为例，袁世凯政府收入33,700万，支出64,200万，向列强借了22,000万，如此还有8490万的赤字，根本无力进行工业投资。由于财政匮乏，两大铁厂的建设规划自然不了了之。
无论是搞工业还是搞科技，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国向工业国跃迁，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筹资问题。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八仙过海，有通过殖民掠夺来攒第一桶金的，有通过出口农产品积累资金艰难起步的，也有通过大量移民和海外投资来获得启动资金的。一旦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后续就可以通过销售工业品来获得扩大产能、改良设备、研发技术的资金，形成正向循环。
但纵览整个民国时代，中国始终没能为工业化创建一套持续有效的筹资渠道，甚至在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对工业的投资也杯水车薪，这跟连年的战乱有关，也跟中央对各省缺乏控制力有关。当时国内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所面临的困局，就是筹资渠道匮乏的集中体现。
汉冶萍公司于1908年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而成。到辛亥革命前夕，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但就是这么一家“国字号”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资金捉襟见肘，不得已向日本政府多次借款，最后被日本通过债务牢牢控制。
一战结束之后，钢铁和矿石价格暴跌，汉冶萍公司陷入困境，但日债借款却越积越多，到1920年代，每年光利息就要还一百多万银元，从1920年到1921年累计亏损841万，不堪重负。撑到1925年，汉阳和大冶铁厂均熄炉停产，只剩铁矿还能开采，彻底沦为日本钢铁行业的原材料供应商。
汉冶萍的悲剧阐述了一个道理：落后的农业国要想摆脱廉价原料供应地和工业产品倾销地的命运，必须创建自己的筹资体系。小国也许可以靠专攻某几个领域来富国富民，或者靠地缘政治价值来换取大国的扶持，但国家体量越大，越没有捷径可以走。中国需要趟出自己的路来。
筹资渠道是工业和科技的第二颗宝石，只有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才第一次得到了解决。
1949年之后，新中国创建了统一的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调配能力，这为工业筹资体系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由于体量原因，中国无法复制日韩的工业崛起路径，工农剪刀差模式便成为必选。这个概念起源于1920 年代，当时苏联为了加快积累工业建设资金，采取“以农补工”的方式，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通过工农品交换把农业部门的利润转移到工业部门，用来支持工业投资。
用大白话说，就是全国人民勒紧腰带支持工业建设。历史数据表明，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而卓越的贡献。
著名经济学家严瑞珍曾受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委托，主持了“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研究”这一课题。通过详细计算，严瑞珍得出结论：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8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工农业）剪刀差绝对额。
他进一步给出结论：可以说，30 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又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 总课题组估计：在1950-1978 年的29 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 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 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
剪刀差问题在90年代初掀起了经济学界的讨论高潮，陈锡文、王梦奎、雷锡易、凌志军等人均做过相关研究，结论大同小异。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剪刀差一度缩小，但绝对额仍然有很大的增长，农业部门仍然源源不断地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另外一个被长期低估的工业化因素是：苏联对新中国工业进行大规模援助的“156工程”，其发挥的意义超过了“第一桶金”的范畴。
苏联的援建项目是分5次商谈才定下来的：1950年确定了50项，1953年增加到141项，1954年增加到156项，1954年增加到172项，1955年确定了174项。最后经过反复调整，有的取消，有的增加，最终定为154项，但因为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然称作“156工程”。
整个项目涵盖了能源、冶金、化工、机械、军工、轻工等几乎所有核心的工业领域，项目的广度和深度震撼了基础薄弱的中国工业界。李富春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时，米高扬曾对他说：“ 我看了你们的请求。你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看见什么东西都觉得新鲜，什么都想要。”
更重要的是，苏联提供了大量文件和图纸。从1954年-1959年，苏联向中国转让了1100套工业企业及其他建设项目的资料，3500套制造各种机器的图纸，950套技术资料和2950个专题的各种技术说明书[8]。这么多珍贵的技术成果，苏联方面只收了一种费用：文件复印费。
156工程在全球技术援助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等于手把手教你如何搭建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它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很高起点，省却了很多自我摸索的阶段。尽管中苏交恶后，苏联方面撤去了所有的专家和援助，但这些工程给中国留下了宝贵的工业资产，其意义无法言喻。
至此，中国已经找到了工业和科技的两颗宝石：强大的工业政府和坚韧的筹资体系。但中国人对工业化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苏联模式，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苏联模式弊端开始暴露，中国也面临自己的问题：尽管已经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经济在1978年前仍然处于崩溃的边缘。
缺乏市场体系的弊端，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便展露无疑：近代军事工业中累计耗资5000万两以上，但产品没有利润，无法实现自我循环，给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解决，用一句话来阐述就是：中国为工业化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让中国农村地区在1978-1988年之间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有购买能力和意愿的农村市场；一个能输送工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两个因素给工业体系注入了润滑油，使其能够自我运转、自我输血、自我激励。
文一教授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市场是个昂贵的公共品。市场体系就是发展工业和科技需要攒到的第三颗宝石。
前三颗宝石，为科技创新创建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完整、能用、自我循环的工业体系。但随着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和中国工业化的深入，原始低端的工业已经无法满足发展需求，也无法让中国变成强国，这时候科创的重要性就愈发明显。中国人开始向最后两颗科技和工业的宝石进军了。
在李鸿章访问德国82年之后的1978年，一群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中国人也来到了德国。
这个代表团由机械工业部周子健带队，一位戴黑框眼镜能讲多国语言的中年人担任秘书长。他们拎着沉重的箱子，行色匆匆地走出沃尔夫斯堡市火车站，徒步来到德国大众汽车的工厂门口，领头的周子健认真地让翻译对警卫讲到：“我是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想跟你们领导聊一聊。”
门口的警卫一脸震惊，差点儿把他们当成骗子。事实上，代表团的绝大多数人在一天之前都没听说过大众汽车。他们原本来德国考察奔驰公司的汽车工厂，结果发现满大街跑的汽车都带着个W标志，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德国还有一个大众汽车，于是当机立断，马上坐火车去登门拜访。
大众高管接到通知后，连忙让警卫开门放行。一帮中国人进到大众公司车间后，如同李鸿章第一次见到x光一样，被洋人的先进技术震撼到。这次陌生的造访，是中国政府和德国大众谈判的开始，也是日后风靡神州的“桑塔纳”轿车的源起，同样也是“市场换技术”模式的起点。
中国人在攒齐前三颗宝石之后，开始重视缩短与西方的技术差距，这条路比单纯的工业化更难。对于“市场换技术”，总设计师后来总结：“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1993年桑塔纳年产量突破10万辆，1993年突破20万辆，1998年累计完成100万辆，合资经营的方式大获成功。桑塔纳的成功被总结为“桑塔纳模式”向全国推广，但到了90年代末期，在桑塔纳完全国产化以后，中国人发现利用合资模式来推进自主研发的建设，几乎不可能。
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消化这些引进来的技术（当然，由于合资公司的暴利，车企也普遍没有动力）。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在2000年前，用于消化技术的费用只相当于技术引进费用的10%，而在汽车行业同样起步较晚的日韩两国，这个比例却高达700%。
同样的难题发生在技术密集的半导体行业，从80年代开始，为了缩短被越拉越大的差距，国家先后组织了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引进大量技术，资金投入了几百亿，但最后基本都以失败告终，留下来的成果寥寥无几。
汽车和芯片行业的困局并非孤例，在其他行业中到处都能找到影子，它们面临共同的问题：没有人才梯队。
无论是半导体行业还是汽车行业，研发人才培养周期都非常长，形成真正战斗力的年龄要到30-40岁。80-90年代承担科技攻关重任的，应该是60-70年代的毕业的中年技术骨干，但在六七十年代，高校的教授们都在下牛棚扫厕所，能培养合格的工程师自然数量有限。
1998年10月，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汤敏和其妻子左小蕾，向高层提交了一份“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建议[12]。汤敏认为和发达国家的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比，我国仅为5%，存在显著的提升空间。这一能够提振内需的提议，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9年6月，国务院宣布了高校扩招政策。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8%，直接飙升到了2017年的75%。
在高校扩招的帮助下，尽管中国劳动力人口（15-65岁）在2013年见到了历史大顶，但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之前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达7.8%，2013年以来增速略有回落，但仍一直维持在5%以上的增速水平，大量的科技工程师被流水线一般生产出来。
到了2014年，根据世界银行和OECD的数据，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7512万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170万人，而同期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总量为2110万人。这些工程师在互联网、通信、高铁、电网、船舶、基建等工业和科技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四颗宝石——强大的人才梯队，在2000年之后逐渐被中国人拿到，工业和科技的漫漫长征，还剩下最后一个难关需要攻克。
清华大学85级的赵伟国，虽然本科学的是电子，但起家却是在新疆搞房地产，45岁之前，他恐怕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会干回老本行。
2012年，他还在福建莆田运作一个地产项目。2013年，他掌舵的紫光集团就并购了芯片巨头展讯，2014年又并购了锐迪科，2015年，紫光继续并购企业网巨头“新华三”51%的股权，而到了2016年，更是在武汉、南京、成都等地豪掷巨资，开工建设大规模存储芯片制造工厂。
赵伟国和紫光的异军突起，背后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金支持。更大的背景是，从2014年开始，国有背景的资金开始直接下场支持科技创新，全国各地的产业基金规模从3000亿飙涨至2016年的3.5万亿，速度和规模均前所未见。
用财政资金资助科学研究，在世界各国是通用做法，但对短板的产业进行财政补助，属于东亚国家的秘诀。这种做法在经济学家届有不小的争议，林毅夫和张维迎为此争论十几年。本来风电、光伏等领域的挫折让“财政补技术”的模式陷入低潮，但高铁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前铁道部长独创的高铁模式，是一种国家主导、集中谈判、引进吸收、巨额投资的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被总结成了经验。而这些经验，挽救了“财政补技术”模式的低潮，给政府参与科技创新打了一针强心剂。在这种背景下，从2013年开始，国有背景的资金直接下场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中国的三大AI独角兽公司：商汤、旷视和寒武纪，股东中均有国有背景的投资公司。
2018年，随着贸易摩擦的演进，这种模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想必会低调潜行。但时间不等人。2013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见到了历史大顶，第二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随着人口长期拐点来临，转型时间窗口并不宽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科创板在2018年底横空出世，上下呵护，一路绿灯，进展神速的原因。
这种进展的神速，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2001年之后，海外VC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拿美元基金的风投，设置VIE架构，赴海外上市，套现后拿美元资产，几乎成了互联网公司的标准。但在某次会议上，发言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中国这么多互联网巨头，有多少钱是被外国人赚走了？
因此，设立注册制为基础的科创板，让民间资本接棒海外和国有资金，让肥水流回自家良田，俨然成为时代的必选。但除了上市/退市制度外，知识产权、创新补贴、人才福利等方面的短板，也将在未来逐一补齐。这些正在完善的科技创新保障制度，就是工业和科技的第五颗宝石。
中国在工业和科技方面追逐的五颗宝石，背后是中国的五次对工业化和科技力的冲锋。
第一次冲锋（1860-1895）五大皆空；第二次冲锋（1911-1949）有了工业政府，但缺乏筹资渠道；第三次冲锋（1949-1978）有了筹资渠道，但缺乏市场体系；第四次冲锋（1978-2000）有了市场体系，但是缺人才梯队；第五次冲锋（2001-2019）有了人才梯队，但还需要完善制度保障。
为了集齐这5颗宝石，中国人已经探索了百年之久。而攒够所以要素的中国工业和科技，必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科创的响指一打，又会有多少高端岗位从发达国家的体系中消失，进而转移到中国呢？这个过程必然会遭遇遏制和打压，这是最难的路，但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路。
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已经抵达了最后一站，常将“赌国运”挂在嘴边的我们，准备好迎接这场时代巨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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